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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童访谈

作者: zvectsg 来源: 未知 时间:2019-09-17点击数:106

苏童的新长篇小说《黄雀记》在《收获》 (2013年第3期)发表,在今年先锋作家的出书潮中,《黄雀记》是比较早面向大众的作品。囿于篇幅,他给小说动了个小手术,删改了约五万字。足本的《黄雀记》将在七月,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  区别于前一部长篇小说《河岸》,苏童在知天命之年回到了他为读者所熟悉的“香椿树街”题材。用苏童自己的话说,“我爱这条街道,因为动情,才会津津乐道地去表现它。”

  书名《黄雀记》,充满了寓意。很多人期待这种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的演绎。

  “这部新小说,在风格上,是香椿树街系列的一个延续。”《黄雀记》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、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。故事并不复杂,就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。分为三章:保润的春天、柳生的秋天、白小姐的夏天——三章的标题暗示了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角。

  《黄雀记》 余华也说这是个好名字

  记者:与《河岸》一样,《黄雀记》也花了三年时间,最初的灵感发轫于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还是虚构?

  苏童:故事有一个薄薄的基础,也可称为发轫。八十年代,我熟悉的一个老实巴交的街坊男孩,卷入了一起青少年轮奸案,据说是主犯。他和其父母一直声称无辜,跑断了腿,试图让当事的女孩推翻口供,未有结果。而涉案的所有男孩的家长,都在四处奔波,为孩子洗罪。街头开始流传群众舆论,说那个女孩“生活作风很滥”。案情众说纷纭,而那个最老实的男孩后来入狱多年,他的罪行是否真实,其实是个谜。我想将这个谜带入小说。

  记:这篇小说最初的名字叫《小拉》,这个名字不少人觉得很有吸引力,但您最终改成了《黄雀记》,出于什么考虑?

  苏:小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京一带青年人风靡的交谊舞,很有时代特征,也是小说中女主人公仙女的蒙难之舞,但也因为它太“时代”了,太切题了,我最终放弃了这个书名,用了“黄雀记”这个较为抽象的名字。小说里没有黄雀,但其情节,确实有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”的紧张感和戏剧感。

  《小拉》这个名字本身太小。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你必须跟人解释这是江南一带流行过的一种舞蹈。我不希望总要解释这个名字,所以还是决定用一个抽象一点的名字。

  黄雀可能是灾难,可能是命运,看上去很漂亮的意象后面是一个阴影、一个线索。前几天,余华也大赞此名字甚好。

  记:您自己怎么评价《黄雀记》?

  苏:我的作品一般是我自己觉得满意了才会拿出来。我写作已经这么多年了,唯一的压力就来自于自己对手上这个作品的感觉——它是不是足够好了。所以,对《黄雀记》我肯定是满意的。

  记:小说中有两个细节,一是保润的祖父在晚年时不停地去照相馆拍遗照,二是保润是一个打绳结的高手。这在您过去的小说中很少出现。

  苏:祖父有关死亡和生命的遗照,一开始似乎无来由,但其实背后有隐意。他最后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老人,甚至是一个连灵魂都没了的老人,死亡对他不足惜。他唯一困惑的是没了魂。对来世的恐惧,应和了很多中国式老人对生命、对生活的看法。

  我个人很喜欢祖父这个形象。祖父可以说是小说的幽灵或者光线,是整个故事的色彩。其实,丢魂魄和拜金通常是同时发生的,人的灵魂很容易就跑掉了——从脑子里或以别的方式。

  打结,是关于捆绑和束缚的隐喻,无论是社会底层还是乡村居民,整个民族都是被绳子捆住手脚的。这中间有对漫长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的隐喻。

  “香椿树街” 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

  记:《黄雀记》是您的“香椿树街系列”作品风格的延续。请谈谈“香椿树街”对您的意义。

  苏:“香椿树街”从物理意义上说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,从化学意义上来说,它很大。我写它倒不是说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,对我来说,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。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。

  这个“香椿树街”系列我已经建制很多年了,未来我一定还会写的,因为香椿树街是陪伴我一辈子的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,我一直都在说“香椿树街”上的故事,但故事的人物、故事的说法始终是不一样的。所以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也可能还是在这条街上。

  记:以香椿树街和你的写作之间的关系为例,作家和长期以来书写的对象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?

  苏:这个世界给予作家形形色色的礼物,体积不同,包装不同,但打开来看箱底,通常就是一个村庄,一个城市,或者仅仅一条街道,如此而已。

  记:自从去年你又在续写“香椿树街”故事系列的消息传出后,有媒体把你算在“怀旧写作”的一线作家之列,有惋惜的意味。你怎么看待?

  苏:怀旧,是人们所热衷的词汇的一个标准件,也像一顶流行的大帽子,可以戴在很多脑袋上,不会掉下来。但对于具体的创作来说,它往往显得空洞,并不一定能与脑袋发生真正的联系。

  记:许多作家的写作会有一个自己的文学富矿,比如莫言的东北高密乡,贾平凹的陕北高原,您的“香椿树街”可以说是潮湿、阴郁的苏州生活吗?

  苏:虚拟的香椿树街其实是我的一个资源。

  所谓创作资源其实就是你怎么利用记忆的问题。像香椿树街的故事,我可能到死都写不完,因为记忆取之不竭,用之不尽。如果你能够善待你自己生命当中最真实记忆的话,你一辈子写不完的。

  写作与现实 作家不必急于为拥抱现实而发言

  记:对于您来说,写作的本质是什么?

  苏:写作的本质其实就是书写自己的内心生活,书写内心生活与这个世界的联系,这就是写作的本质。

  记:你在26岁时就写出了《妻妾成群》。成名之后,你的写作动力是什么?

  苏:写作的动力,每个作家都一样。我不确定每个作家是否都有一个要写出经典作品的动力,但每个作家都有一个不愿张扬却在心里的野心,就是要写出伟大的作品。某种意义上说,这跟商业、市场都没有任何关系。读者在寻找作品,作品也在寻找读者甚至寻找未来的读者,这跟创作有关。一个好作品会埋没20年、30年,但是不会埋没50年。

  好的文学是大师提供的样板,比如中国历史上的《红楼梦》,当然西方作品更多,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,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卡夫卡、福克纳,当然还有马尔克斯,他们是写出了伟大作品的人。当然也有一些被认为是伟大作品的著作,我个人并不太喜好,比如麦尔维尔的《白鲸》。

  记:您今年50岁了,可以说进入文学创作的巅峰阶段,谈谈您的写作野心?

  苏:我们的前辈中国作家,基本上过了60岁之后,写作的巅峰期都过了,虽然可能还在写。这会给我们一个暗示,似乎觉得是不是老了,写就不灵了,这是很糟糕的。唯一的积极意义,就是提醒我们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多干点大活儿。每个作家的梦想都是写一部所谓伟大的长篇小说,伟大怎么界定呢,他自己也不清楚,但你总觉得你还没写出来。我今后十年肯定也还是以长篇为主。

  记:你和余华、格非这些同辈的作家还经常见面吗?还聊文学吗?

  苏:现在,我们大家在一起不怎么谈文学,几乎很少谈。这些似乎在青年时期都谈光了,现在更多的是谈政治、谈社会。坚守文学写作,但放弃文学话题——这是我们这批作家的交际生活状态。

  记:有一种说法:当代作家在描绘现实的复杂性上常被失败感包围。你有类似感觉吗?

  苏:对于当下的观察,对于如何把当下引入个人作品,每个作家的态度不太一样。我一直觉得写当下其实是容易的,但是要把当下的问题提炼成永恒的问题,可以囊括过去和未来,这倒是个问题。当你提炼不得或未提炼成功的时候,不应该急匆匆地扑到当下中去。

  作家必须进入当下生活似乎才接地气,这种说法是盲目的。急于拥抱现实而去发言的时候,所有付出的努力可能会白费。我记得全世界在迎接千禧年时的那种浮躁、兴奋、狂喜,现在看来恍如隔世。也许等到现在,再来表达千禧年所给予的目光和温度,会更精准。所以,现实想要在作家这里得到精准反应,需要一个缓冲,十年或者更长时间。就像雨果写法国大革命的《九三年》,他是隔了20年之后才写的。

  急于拥抱现实而去发言的时候,所有付出的努力可能会白费。像雨果写法国大革命的《九三年》,他是隔了20年之后才写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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